2017年我国效劳业在gdp中的比重首次占有半壁江山，比工业高出10%。我以为这是所谓的三期叠加造成的。

  第一是我国经济增加的客观规则。

  一切国家的经济增加都要阅历这样一个进程，成功经济体工业化到达高峰之后，其工作到达全部工作的30%，我国在2010年已经到达了，此后工作就开端下降。发达国家都走过这个进程，包含韩国、日本等，这是所谓工业化的倒u型曲线。如果没有这个进程，国家定会堕入中等收入圈套。

  第二是全国际的改变。

  在2008年经济危机之前的十几年中，由于我国、印度加入全球化，这轮十几年的全球化是前所未有的，整个国际的经济增加都十分快。美国是需求发动机，我国是出产发动机，两架发动机加在一起，开足马力，最终美国出了问题，国际就必须从头调整一遍。这次调整实际上比1973年石油危机那次调整还要更深。从这个角度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我国的出口下降这么快，2017年是负增加。

  第三是我国宏观经济的短期动摇。

  从1992年开端，我国根本上每7年一个周期，上升与下降替换。1992年到1997年，增加飞速;1997年后进入通缩;2003年底2004年之后，又开端增加;2010年之后，又进入通缩。以这样的规则看，大约会在2017年通缩见底。这是经济运转的本身规则，国际上大宗商品价格也都是每7年一个周期。

  这三期叠加起来，使得消费所占gdp比重上升，投资所占比重下降。在出产方面就是效劳业比重上升，制造业比重下降。

  但我要着重的是，效劳业比重上升是一个天然的进程，可是不要以为只搞效劳业就能支撑一个大国的经济增加，也不要以为效劳业就光荣、高大上，制造业就落后。在这方面，董明珠的一句话特别恰当：“马云脱离我活不了，我离了马云照样活。”毕竟效劳业是要效劳于什么东西的，特别是高端效劳业，要依赖于制造业。

  不做互联网就难以生计了?

  现在许多企业家患了互联网焦虑症，心浮气躁。尽管“互联网+”很热，但并不是不做互联网就难以生计了。相反地，一定要有人踏踏实实地做技能。

  互联网巨头们应该想怎么效劳实体经济，实体经济企业也要想想本身的性质是否适合到网上去叫卖。当企业考虑上网的时分，一定要想好盈利形式和给社会发明的价值。

  互联网改变我们的生活没错，但我们也不乏“+互联网”。德国做的工业4.0，是把一切东西放在云端，个性出产，柔性出产。这也根据德国整个社会十分平稳，我们有才能寻求个性化需求。但我国的需求并没开展到那步，老百姓根本还处在大众化消费阶段。

  而德国形式可称为跟随形式，在现有的技能基础上做连续性的立异、改善。

  举例来说，德国默克公司具有国际70%的液晶市场，占有市场肯定的独占地位。1970年，日本人开端做电子玩具上的液晶屏，默克以为有使用可能就开端做液晶，不断更新且越做越好。一点一滴地前进，不断占领市场，现在他们开端做oled了，技能很老练，颗粒超薄，并且能够做成任何形状。